在往期文章中，笔者分析了主播签订劳动协议与经纪协议的选择问题。实际上，这两者之间还隐含着一个关键的区分点——竞业限制条款的不同。竞业限制条款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六条也为这一条款提供了审判实践支持。主播与公司之间的竞业限制条款在劳动协议的框架下，可谓路径清晰，以此作为争议焦点，有大量的案例可供参考。而相对而言，经纪协议中的竞业限制条款则显得模糊不清，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为解答这一问题，笔者对全国范围内的大量案例进行统计和分析，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如果进一步溯源，跨越条款来到法律原则之中，便可推出在非劳动关系的框架下，竞业限制条款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关键在于公平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公司与主播双方在合作协议或经纪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等，竞业限制是否已获得合理对价，都是法院考量的重点。对于直播行业中的竞业限制条款，法院会特别关注公司是否在合作期间对主播进行了足够的资源投入和培养。如果公司在培养主播、提升其流量等方面投入较大，这时候主播可能不再需要额外的补偿金，而竞业限制条款的执行也可能得到支持。反之，如果主播本身具备较高的流量，并未得到公司的资源支持，那么法院可能不会轻易支持公司的竞业限制要求，或者至少要求提供补偿金作为前提条件。

为详尽阐述此问题，笔者还仔细阅读了浙江省近五年公司与主播竞业限制的案例，遴选了兼具时效性与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剖析。该案例同时涉及到劳动合同、经纪合同、竞业条款三个关键板块。

法院明确指出，尽管原告与主播之间的关系已转变为劳务关系，但根据《解除合同协议书》的内容，竞业限制条款仍然有效。此外，法院强调了竞业限制条款的公平性，认为虽然存在较高的违约金，但这种安排是双方合意的，且违约金金额并不超出合理范围。

这一案例对于我们理解直播行业中竞业限制的适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尤其是在商业关系转型和相关法律条款不完全明确的情况下，合同双方应更加注重条款的具体规定和执行标准。

参考：（2024）浙 0681 民初 3062 号

 202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自2025年9月1日起施行。《解释（二）》对竞业限制案件的审理提供了重要指导，对尚未结案的案件、即将审理的案件、现有竞业限制协议以及未来拟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均有重要影响。笔者认为《解释（二）》的第十三条第一款对主播与公司间的竞业限制案件有很大的影响。  

该条例进一步强调了用人单位需确保竞业限制条款仅适用于接触商业秘密或知识产权相关保密事项的员工，包括三类人：高管、高级技术人员及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超出上述人员范围的协议可能被认定无效，而不是协议里写了就具有约束力。即使前述条件完全满足，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等内容也需要与劳动者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否则法院可以确认超出部分无效，进一步规范了竞业限制的适用范围。其中，第一款强调的是三类人作为竞业限制的受限制主体应当知悉、接触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否则可以主张竞业限制协议无效。对于主播来说，是否接触了商业秘密具有非常大的可辩空间，主播的职责重点在于内容呈现、互动引导与品牌形象塑造，而非平台运营或资源配置，更不会涉及知识产权。如果能够在举证中充分证明：自己并未接触到后台运营数据、供应链渠道信息、广告投放策略、公司自营平台规则等可能的涉密内容，那么“商业秘密”这一基础前提便会动摇。实践中，公司更在意的部分是主播在下家直播的产品类型与原公司的主营品类是否有竞争关系，是出于商业竞争的角度不想让主播转投对方，前述的所谓“商业秘密”是公司实现竞业限制的手段，实质上是在人为扩大适用范围，绕开法律规定的第一道门槛。如果在“商业秘密”的角度实现合理辩护，竞业限制枷锁，将失去“锁芯”，只剩空壳，失去存在的必要与正当性。笔者会持续关注《解释（二）》对于主播竞业限制领域的影响，在9月1日正式实施后的实战案例中将进一步进行总结分析。